王安石《答司马谏议书》的关键内容主要围绕“名实之辨”展开，他针对司马光指责的“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、怨谤”五项罪名进行了详细反驳，并阐明了其变法的理论依据和道德立场。具体分析如下：
一、对“侵官”名的驳斥
王安石指出，自己受命于君主，决策经朝廷集体讨论，且交由专业机构执行，不存在“侵官”之实。他强调“师出有名，雅纳群言，专人专事”，并引用盘庚迁都的史例说明，真正的改革需以“度义”为前提，而非空谈。
二、对“生事”名的澄清
王安石认为，其施政依据是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，目的是消除国家弊病、兴利除弊。即使被冠以“生事”之名，实为“生好事”。他以“谋定而后动”的改革态度，表明改革是出于对国家长远的考量。
三、对“征利”名的辩护
王安石解释称，整顿国家财政是为实现“良性运转”，而非个人搜刮财富。他主张通过改革增加国家财政收入，以改善民生、强化国家实力，这与“小人敛财”的性质有本质区别。
四、对“拒谏”名的辩证
王安石强调，拒绝接受错误意见与拒绝正确谏言有本质不同。他主张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”，对于合理的批评应虚心接受，而对于荒谬言论则需坚决抵制。这种辩证思维体现了其作为改革者的务实态度。
五、对“怨谤”名的释然
王安石预见到改革会触犯既得利益群体，因此“怨谤”在所难免。他批评当时士大夫阶层“因循守旧”，并引用“盘庚之迁，胥怨者民也”的历史案例，说明真正的改革需以“度义”为根基，而非迎合民意。
总结
王安石在《答司马谏议书》中，通过“名实之辨”构建了变法的理论框架，既坚持了变法初心，又展现了辩证思维。他以“破除迷信，立论于实”的勇气，为北宋变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