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中，“我”的形象具有多重复杂性和象征意义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普通农民的缩影
“我”是福贵这一普通农民形象的代表，通过他的经历反映了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困境与坚韧品格。福贵从富家少爷沦落为贫苦农民，体现了社会底层人民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奈与抗争。
苦难承受者与乐观主义者
余华在自序中提到，创作《活着》旨在展现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与乐观态度。福贵在经历亲人离世、生活重创后，依然选择“活着”，这种对生命的执着体现了作者对人性光辉的信念。
象征性存在
“我”的视角贯穿全书，既是叙事者也是参与者，具有“全知全能”的叙事优势。这种设定既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，又通过“我”的视角强化了生存哲学的普适性。
道德中立与人性探索
尽管福贵在物质上屡遭打击，但书中未对其道德品质进行明确褒贬，而是通过其行为变化（如对家庭责任的坚守）暗示其内在的成长。这种模糊的道德定位引发读者对人性复杂性的思考。
综上，“我”既是福贵个人命运的载体，也是余华对生命、苦难与希望的哲学思考的具象表达。